”他是我们最杰出的装甲指挥官之一,如果说曼施坦因是二战德国最伟大的战略家,那么巴尔克有资格被誉为我们最优秀的战地指挥官。“——冯.梅林津少将,《装甲战》,1956年
A(询问方):在以往的谈话中,您曾提到俄国空军在东线的战斗中没有多少效果。不过,您也说过,为了避免空袭,最好不要在主道路上行军。您如何解释您对空袭效果评估的明显差异?
B(巴尔克):让我举个例子,我指挥A军,在其后有B军支援我。在要紧关头,这个军被调走,但我得到了B军2个装甲师的增援。我命令在我右翼的师进行越野行军,该师出色的完成了这项任务,而且进展顺利。反观左翼的师,该师原本也要奉命进行越野行动,但我在出发前就告知该师师长务必不要走主道路,因为那样会被俄国人的空军炸成碎片。但这位师长自作聪明,还是走了主道,因为这样速度更快,结果就吃了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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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带一提,这家伙还是个曾受到高度评价的参谋长。聪明,但有点不切实际。因此我们总是能得出一个事实:聪明也是种诅咒。克劳塞维茨曾说过:“人需要力量的和谐。”遗憾的是,我们的总参制度片面强调人的智慧,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巴尔克在此内涵的是曾于1943年9月20日至1944年4月1日担任国防军第8装甲师(隶48装甲军)的戈特弗里德.弗洛里希少将,生平见:/wiki/Gottfried_Fr%C3%B6hlich
A:如果空袭打垮了这个师,岂不是说俄军的空袭是相当有效的?
B:俄军的空袭偶尔也能奏效,但只有在执行的当的情况下才能奏效。总的来说,俄罗斯幅员辽阔,地形平坦,有来自四面八方的道路,因此总是能避开空袭的。德军各个师并不特别惧怕俄军的空袭。
A:可以说,俄国空军和德国空军在东部战线对战争的结果或非都如此重要?
B:我不会扯那么远。首先,我们的空军远比俄国人强得多,德国空军领导有方,而且攻击犀利,与地面行动配合的十分好。整场战争期间,我一直试图推进空军的战术运用。
我举个例子,有支俄军坦克部队偷偷摸摸地潜入了我军后方的一座村庄,为了赶走他们,我叫了俯冲轰炸机和坦克进行空地协同攻击。这次协调很好,当第一辆俄军坦克刚冲出村庄,最后一枚炸弹刚刚落下。因此,对村庄的反击就显得简单快捷。
你知道吗,这次协调把握的时机是如此的精准,以至于炸弹都落在了团长坦克前方5米处。自然,这事也让他对空中支援实在不那么热心了。
A:没有人会质疑个别例子中空军在行动中进行了有效的支援。然而就战线的平均情况而言,您是否认为空袭严重阻碍了双方部队的行动?B:尽管我们偶尔会陷入愚蠢的困境,但总的来说,我们的行动几乎是随心所欲。
A:俄国人也是如此吗?
B:是的,毕竟俄罗斯幅员辽阔,地势平坦。
你要知道,俄国人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此。他们的问题根源在于自己的惰性和迟钝。
另一方面,俄国人最大的优势就是他可以使用原始的方法,当初莫斯科的前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的俄军虽然状态很差,但还是召集了大量士兵,然后每人一颗地雷,再配上几辆坦克,即使是在这一过程中有不少人被炸死,但这对俄国人而言并无太大关系。这就是为何他们能把我们这样一支拥有最新装备的现代化军队置于地狱之境的原因。
后来我在西线对美国人用了同样原始的办法,即巧妙运用地雷。如您所知,当我接管从梅斯到贝尔福的军区时,我得到的是最后的残羹剩饭:一些患有胃病的部队。这些人在前线毫无用处。有些人被我派去驻守梅斯要塞,在那里抵抗了我预料之内的5天后,他们的阵地拱手让给了美国人,被俘后的待遇倒是不错。剩下的病号部队被我改编成布雷营。
我对自己说:“如果我把所有的地雷均匀给每个团,那么每个团就会收到100至120枚地雷,而这些地雷仅能用于该团自卫。从可行性上来看,这简直是疯了。”但是,我开始亲自以集团军群司令的身份指导这些人布雷。
雷区由几枚真雷和大量的假雷组成,利用真假难辨的雷和医院本无用的病患,我成功严重地阻滞了巴顿的进展。
是的,一切都很顺利,毕竟如果当坦克走近一块区域并见到了地雷后,它不得不停下清除雷区,即便是大量的假雷,也不得不捏着鼻子清理干净。当然,假雷里必须掺点金属制品,以便探雷器发出警报。
结果表明效果非常好,如果不是我如此地运用地雷,美军的攻势就不会减慢,阿登反击战也就无从而谈。
大多数人并不会埋雷,其中有不少的指挥官总是自然而然地将地雷布置在前线阵地一道细带上,恕我直言,这是错误的。敌人一旦有了机会便会冲上来扫雷。正确使用地雷的方式应是将雷埋在己方前沿阵地的后方——大面积地部署。如此一来,敌人的部队就不会以不费吹灰之力扫雷,他们还必须在清除雷区前还必须清除我军的前沿阵地。毕竟这不重要,你早晚都是要战斗的,在更远的地方上战斗还不如直接在前沿阵地上。
总之,一旦对手慢慢地进入雷区,你就能对他的主攻方向有个清晰的了解。然后就可以从侧翼包抄他们。我凭借这种策略,无论是在加利西亚和俄国人作战,还是在西线和美国人作战,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防守河流的方式也是相近,你必须把部队拆成两半,一半在河东,一半在河西。如果单单防守河的一侧,敌人就会带着他的装备随心所欲地挑选渡河地点,然后出现在你的后方。如果你选择在河东布防,那么敌人必须把你赶走才能到达河边,他甚至只能被迫选择渡河地点。因而,你要在敌人的路线上布置一个又一个障碍。
地雷的效果关键在于集中微操地雷的布设,如果只是单纯的把地雷分发给各团,每个团都会把雷埋在自己觉得安全的地方,如此一来敌人的进攻就不会踩中任何一块雷区。地雷战的优势在于,假的和真的一样有效。你可以埋设50000枚假雷,它们的效果就跟50000枚的真地雷一模一样。如果敌人实在胆大包天,认为你埋的都是假雷,那就往里面掺点真雷。
A:在您担任西线集团军群司令的经历中,美国空军的实际效果是怎样的?当时实力近乎达到巅峰的美国空中力量是否真的阻滞您部队的行动?
B:首先,你必须要知道,在我们的整个集团军群,在从梅斯到贝尔福的这段前线,我们的空军每天出动架次通常为0。相比之下,美国空军通常每天出动1200架次。总的来说,结果是这样的:如果天气恶劣到让美国人的空军无法出动,那么我们就自由自在的行动。如果天气好到让美国人出动空军,我们就必须钻到树林里或者是等待夜晚。我集团军群的地段内有许多的树林,在树林里,即使是白天,我们也是随心所欲的。
另一方面,如果天气好到让美国人出动空军,而部队恰好身处地形开阔的地方,部队甚至没法逃脱。毕竟,开阔的乡村环境有着精耕细作的农田、壕沟,栅栏和围墙。这和在俄国的情况不同,在俄国我们即使是被飞机发现也能迅速的离开公路。
A:您在萨莱诺曾担任什么职务?您在那里的经历?
B:截至萨莱诺时,我已经有了在东线指挥师级单位的经验。萨莱诺周边地区,不幸的是,甚至包括那不勒斯,带给我的麻烦不亚于美国人。
我军的5个师要对抗克拉克将军和他的第5集团军,正如克拉克在他的书中写道,整场萨莱诺登陆战岌岌可危:在登陆战的关键时刻,我的联络机坠毁了,因此不得不耽搁好几天。
在我的指挥下,我军将所有的可用力量拼凑起来——仅留下几部继续驻守阵地——以便攒出对盟军滩头发起决定性攻势所需的局部兵力优势。不幸的是,临危受命但已经损失殆尽的第16装甲师被刚发到几支步枪的美军军乐队拦住了去路,如果是我亲自指挥,这样的情况就不会发生。
A:当然,您知道克拉克将军考虑决定撤出滩头阵地的原因是因为局势过于糟糕吗?
B:是的,我知道,我们在拦截到的无线电通讯中曾听到他提及撤退一事。
A:美国空军对萨莱诺及周边的战事影响如何?
B:在萨莱诺,美国空军对我军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的表现十分出色。萨莱诺的地形也帮了大忙,狭窄的山路致使我们在受到对地攻击时根本无法逃离。
只要美国人的机场依旧在西西里岛那样远的机场,那么它们的反应时间就太慢了,而我们仍然可以在地面上行军和作战,但如果机场靠近萨莱诺前线,我们就无法在白天行动。
我们在萨莱诺犯下了两个巨大的错误,首先,凯瑟林元帅没有在那不勒斯修建机场,因为他不想破坏当地意大利人的农业生产,结果就是,我们的飞机还停在地上就被美国人摧毁了。第二个,我一个师里的参谋部,有一些蠢驴,下令在该师所有的阵地上安装扩音器,内容是命令美军赶快从滩头撤离,我想美军在听到这些内容后可能会笑死,但我想不出这种东西还有什么别的作用。
A:战争后期,美国空军在梅斯的行动是否和在萨莱诺一样的有效?你们在梅斯的行动是否和在萨莱诺一样受阻?
B:是的,但在梅斯,行动可能比在萨莱诺更困难。
A:轰炸和扫射哪个对部队和战术行动造成的影响更大?
B:您必须知道,轰炸有正反两种效果。当我在萨莱诺第一次遇上盟军的飞机时,我便每天都要绘制一份轰炸日地图。如果你看到炸弹会以何种形式落下,那么就表明下次行动会在哪里发生,就可以调整和部署自己的部队进行反击了。后来,即便是在法国,轰炸的反面效果也几乎没有变化,它比我们那会所有的敌方情报都要可靠。显然,掩盖轰炸的真实意图需要一些巧妙的方法。
除了轰炸带来的情报外,还有记者所提供的线报。他们总是能做到提前二十四小时发布消息。利用我们的无线电技术来监听他们的报道,我们就可以知道在美国发生了什么。
我们的无线电截获工作做的非常好,在东线,我们和俄国人如同一家人。俄国人在处理无线电安全等技术问题时双方总会在意见上相左。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坦能堡战役中,我的父亲就曾担任过战地通讯主管,每天我们总能比俄国士兵更早收到命令。
A:您能告诉我德国军事传统哪些方面为闪电战和装甲战的理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吗?
B:这是一个可以追溯至数百年前的历程。首先,您必须要知道当时普鲁士在欧洲的处境,普鲁士是一个被优势兵力所包围的小国。因此,我们必须要比敌人更熟练,更迅捷。这或许要从腓特烈大帝的洛伊滕战役说起,他在那场战役以2倍兵力劣势的情况下彻底击败了奥地利人。除了要比对手更聪明以外,普鲁士人还要比对手更快动员起来。
克劳塞维茨和施里芬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思想。施里芬提取了坎尼会战的教训,但我的父亲却批评施里芬片面强调包围战略。我的父亲认为,突破和包围一样,必须得到相等的重视。于是我的父亲开始公开发表演讲,公开批评施里芬的片面性。我的父亲就这样被赶出了总参谋部,但这反倒让他极为高兴,因为这件事证明了他是位出色的军队领导者。
在德国军事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施里芬构成了极其重要的一环,比老毛奇的作用要大得多。施里芬专注于如何在战斗中对军队进行有效的控制,而想要实现这点,在军队规模越来越庞大的时代中是困难的。在大扩军时代,人们普遍认为指挥官不可能在亲临一线指挥作战,因而不得不使用到电话,坐在后方的办公桌上指挥作战。
事实上,如果在一战期间要想在指挥部队上取得真正的进展,就必须要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通讯部门。通讯部门必须直接隶属于总参谋部,而不是像一战那样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或者是一个监察机构。
现代军事思想的决定性突破来自古德里安,它不仅包括装甲车辆,还有通信设备。
顺带一提,古德里安常卷入与其他人的冲突中,很难与人相处。但古德里安能在军队中如鱼得水,这既是对德国军队自身的肯定,也是对古德里安本人卓越能力的肯定。
古德里安在在通讯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原因部分源自他在一战中担任第5骑兵师通讯官的经历。该师师长指挥能力实在是过于糟糕,致使该师一个营和古德里安的通讯单位在法军的一次进攻中全军覆没。在战后的报告中,古德里安指责他的师长弄虚作假。这份报告被提交给了师长本人,也被呈交给了作为师长上级的——我父亲。我的父亲一看到这份报告,便立即把古德里安调到第4集团军担任通讯官。
无论如何,古德里安在装甲战理论的通讯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一个就是为车组增添了第五个人——通讯员,以及一部电台。如此一来,无论是小型还是大型的装甲战斗群,都能以其他任何部队无法比拟的快速和灵活进行作战。因此,我们的坦克即使对上在火力和装甲上处于优势的对手,也能将他们击败,
古德里安的第二个贡献是为每个装甲师都编入了一个通讯单位,使师长可以在师辖内任何地点指挥作战。
我总是以如下的方式指挥我的装甲师。我总是让参谋长待在后方的参谋部,我在前线通过无线电指挥,因此我自始至终都身处在最关键的地段。我把命令传达给参谋长,然后由他确保将我的命令传达给正确的部队以采取正确的行动。这样做的好处便是我们在敌人师级单位前取得了极大的优势。
当古德里安第一次试图向时任总参谋长的弗里奇解释装甲师的概念和组织时,弗里奇问他:”你准备如何控制这样的一支师?“古德里安回答:”在前线使用无线电!“弗里奇则反驳:“一派胡言,指挥一个师的唯一方法便是坐在后方的办公桌上用电话指挥。”